全球观察：钱理群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23年6月1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与会，围绕钱理群教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教育理念、社会参与等议题展开讨论。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出席并致贺。会议分六场进行，分别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萨支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主任吴晓东主持。

一

(资料图)

钱理群：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钱理群先生主题演讲

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81到2002年，我在学院任教的二十一年，是文学领域的专业化研究的时期，一方面是鲁迅、周作人、曹禺研究，另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从2002年延续到2022年，退休二十年，从事超越文学的人文学研究，包括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民间思想史研究、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此外，还写了语文教育、思想随笔、退思录等。第三个时期则是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我的研究重心转向回归生命本源的思考，包括回归故土、回归自然和回归日常生活几部分。

在人生道路上我有三大独立追求：第一，与七代青年的精神联系；第二，建立北京大学和贵州安顺两个精神基地，自由游走于中心与边缘、上层与底层、精英与平民之间，真正做到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看中国；第三，理论创造与社会实践相统一的高度自觉，包括从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村落，到八十年代参与思想文化教育的启蒙，到新世纪参与中小学教育改革、推动青年志愿者运动等。

下面具体谈谈我的现代文学研究和学人研究。我的文学史研究大体上分为三种体例：一是我和温儒敏、吴福辉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一本教科书式的文学史；二是我参与编纂的《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把现当代的中国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史当中进行研究和考察；三是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建立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系统，关注现代文学与出版、现代学术、现代教育的关系。如此，我个人书写和参加集体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就有了七大部。从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到2023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我三十六年如一日，持续耕耘，始终坚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领域。除了我对这门学科的倾心热爱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动力，就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对我的嘱托，要坚守他参与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今天，八十四岁的我完成了这七大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专著，终于可以在这里告慰王瑶先生的在天之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董乃斌，钱理群编《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钱理群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钱理群著《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

其次，我要汇报的是我的学人研究——对现代文学三代学人的研究。

樊骏对第一代的学者有过重要的概括。第一代学人大多是具有左翼取向的革命知识人，他们把自己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往往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第一代学者中开创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的则是钱谷融先生，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具有一种内在的自主性，本身就足以产生生命的愉悦的意义，他将自己的生命投掷其中，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都能保持从容自在的状态。

第二代学人自觉地承担了历史中间物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拨乱反正，使学术研究正常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学术格局重构中扮演了关键性的学术启蒙者的角色。他们自觉倡导、维护一种纯粹的学术，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创新。

我们第三代学人的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自觉的开创精神，在充分继承之后，重新审视，甚至批判老师的局限，找到自己的路。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突破王瑶先生的“新文学”思考未能突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框架。在此之前，上海方面的学者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把这样的反叛推向更自觉的阶段。而“重写”并不是对老师开创的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更高层面的继承与发展。我们这一代学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互合作，有很强的群体意识。自1988年在镜泊湖召开的中国文学史讨论会议以后，我们自觉地聚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周围，充分发挥了学会和期刊的组织作用。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立创造，今天到会的第五代、第六代学人的学术研究具有更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独立的创造性，也已经接班成为现代文学学术领域的带头人。我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有两点期待和建议。第一，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曾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为具备开放包容性、创新性，保持与生活、时代的密切联系，并始终坚守思想文化与艺术探索的多元化发展。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偏离了这些传统。在面临中国、世界、人类、我们自己、学科向何处去的五大问题时，我们应重视人文学的视野。第二，沉潜十年。在1940年代，当时的人如沈从文也面临学术研究的外在环境的乱局，就像沈从文所说，把创造之心转向自我完成，沉潜于文学创作，持之以恒，必有大成就。

二

“致辞讲话”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教授主持

杜晓勤：“理群鲁迅”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致开幕词

钱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是我们中文系学者的楷模和杰出代表，是老当益壮的典范，是最优秀的北大人之一。钱老师从八十年代起即以鲁迅研究享誉学林，他的鲁迅研究泽被广远，影响了一代代学人和普通读者。仿照日本汉学界的“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丸尾鲁迅”，我们也可以说有我们的“钱鲁迅”或“理群鲁迅”。“理群鲁迅”可敬可畏，可亲可爱，是好玩的、活泼的，也是普通的、严肃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理群鲁迅”，也希望我们中文系师生继承它、发展它，出现更多的“张巴金”“李茅盾”“王曹禺”。钱老师还是具有广博深厚的学术素养的文学史大家，他参与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概念和参与编纂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影响深远，《1948：天地玄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中国现代文学新讲》等文学史著作，在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钱老师最喜欢的称谓是“老师”，他退休超过二十年了，但师生间还流传着他讲课的故事，钱老师汗透重衣、一件件减衣的讲课场景，是北大课堂永远的传说。

钱理群著《与鲁迅相遇》

王博：北大所有老师中的一张名片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向钱理群先生献花

钱老师是中文系的老师，更是北大的老师，也是所有的老师之中的一张名片。说名片不是一个物事，而是说钱老师具有代表性，他的课堂不仅曾是北大的一道风景，更在中国社会的几代青年中产生过反响。无论是人的风格，还是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和思想，钱老师都给同学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钱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留下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让我特别敬佩的，是他旺盛、连绵不绝的学术生命力和创造力，他在上个月刚刚出版了第一百本书。钱老师九岁的时候就在儿童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题目是“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我想，对钱老师来说，这个翅膀其实一直在，不是物理的翅膀，其实是我们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追求。他的学术研究的成就，以及学科生命的旺盛创造力，给后辈树立了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榜样。

钱老师关心青年、关心北大、关心教育、关心社会、关心世界——这些方面特别能体现出一个人文学者的特点。钱老师的文字很独特，有痛感，有灵魂，说出来、写出来就有共鸣，所以不只影响了课堂上的学生，也影响了课堂之外的人们和社会。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同钱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亲近交往，会收获到在课堂或者是一般的学术活动中不一样的精神内涵。

陈平原：知识分子的探索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陈平原先生视频致辞

这学期我在北大讲学科史的时候带领学生阅读、讨论老钱的两本书，《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和《1948：天地玄黄》。两本书有共同的特点：比较文学的视野、文学史的框架、知识分子的探索，三者之中真正超越时代局限、可能影响深远的，是知识分子探索，这也是作者将《1948:天地玄黄》与《岁月沧桑》《我的精神自传》合成三部曲的缘故。原本独立刊行的三书在2017年由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集合成册，改了名，内容上有很大拓展。这次的三部曲改编非常成功，不仅荣获了第十一届香港书奖，而且有可能成为钱理群教授最具代表性、标志性的成果。阅读中，同学们感叹钱理群教授的著作生气淋漓，总结其特点有三：第一，擅长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对话；第二，论述时经常把自己摆进去，第三，兼及史事、洞察力与思想性，所有这些主要不是依赖理论或史料发掘，而是得益于人生经验及战斗精神。如此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姿态和境界，对今天的学生乃至教授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这个意义上，多年后回望，老钱的写作有可能成为神话，不仅是在数量上，而且是在高度上。

钱理群著《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钱理群著《1948：天地玄黄》

王德威：文学是在生命之间串流的力量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Edward C. Henderson 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视频致辞

我今天以一个海外读者或粉丝的身份来说明我个人对钱先生过去这些年对学术界贡献的心得。我希望把钱先生的成就放在全球文学及文化批评理论的角度上重新加以定位。我们当代在谈论各种文学理论、文化批判的种种选项时眼光多半放在西方或东洋，对阿甘本、本雅明、齐泽克、沟口雄三的理论朗朗上口，但谈到中国对世界的文化批判及思想审思时，我们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声音，加入国际对话的一环呢？在这个层面上，钱理群老师的贡献首屈一指，他是我心目中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界最重要的代言人。钱老师不畏惧不断思考文学新的想象层面及实践可能，对他而言，文学不仅是课堂活动、学科项目上的新方法或理论实践，文学更是作为动词的历史，文学就是思想、行动、人间。首先，要考察钱先生的贡献，必须从文学和历史如何紧密结合这个面向重新开始，他从北京到贵州再回北京的生命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历史颠簸。其次，钱理群从批判和批判精神出发，展开了自我解剖和解剖他人的互动性对话过程，进而把文学当作思考的重要方式。而这一对话过程必须付诸实践，身体力行，文学才成为血肉，即第三，他把文学视作介入现实民生的政治话题的实践活动，把文学视作不断运作促使我们从现实环境里提炼出行动的可能。进而第四，在他心中，文学永远是人间的文学，是社会的芸芸众生的行动集合，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串联、对话、交锋的过程。他以康德式的“脚踏土地、仰望星空”的姿态，完成了民间知识分子从校园发声而又再回归土地的实践。更应强调的是，在泥土之下更有奔动的地火，不断串流在你我之间，提醒我们生命和文学间息息相关的力量。

王军：钱理群和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先生致辞

钱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老朋友，在文学馆1980年代的筹备期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吴福辉老师一起打下了专业性的基础。钱老师参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梳理、构建、阐释的历史脉络是文学馆的重要参考依据。钱老师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有不解之缘，从1989年开始，一共在《丛刊》上发表了四十多篇论文。他曾与吴福辉老师共同主持《丛刊》，在主持期间强调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开拓，倡导和现实对话，发现学术新人，为《丛刊》和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也是在钱老师那代学人手上创办起来的。钱先生是学子和文学工作者的老师，我们应以他那代学人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思想、理想、情怀。

郑家建：学术与生命、时代、思想、知识分子传统的相互展开

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郑家建教授致辞

我阅读过钱老师绝大部分著作，由此而得的一点体会是，讨论钱老师，就是讨论学术与生命、时代、思想、精神、知识分子传统之间，是如何相互嵌入、相互展开而又相生相得的经历。第一，他是八十年代以来公认的现代文学研究大家，他深度参与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重构，但他的学术成就远远超出现代文学的专业领域，进入了当代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第二，他是鲁迅精神的追随者，他从鲁迅处拾来精神火种，使鲁迅精神传之当代。第三，钱老师是赤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以醒世者的目光洞悉历史，他提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以理想的立场给犬儒化、商业化、碎片化的时代以棒喝与启示。他没被虚无、绝望所吞没，而是正视、剖析、搏击虚无与绝望，是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者。第四，他是青年人的指引者、对话者、同行者，他一生相信青年，热爱青年，培养学生无数，影响青年难以尽数。在学术精细化专业化的时代，钱老师对我们有深远的启发。

刘勇：从1930年代直到当下的时代风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为钱理群先生颁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钱理群教授象征着现代文学研究的青春活力，对后辈学者是极大的鼓舞。第一，学术贡献方面，钱老师文学史研究著述丰厚，在文学史整体视野的观照下，兼有以一点观全貌的特征。他看重文学史个性化与学理化的结合，他的个人的文学史写作注重作家、自己和读者三大主体。第二点是人文关怀，他身体力行地提醒我们，要清醒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历史，尤其是面对社会现实，以承担意识与行动精神介入当下。第三是人格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史家的学术贡献，还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人文关怀，二者归根结底都体现了钱老师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一片赤诚，心底无私，敏锐细致，勤于思考，大胆变化，充分体现出一个人文学者应有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和现实的深度，从他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从1930年代一直到当下的时代风云。

三

“主题研讨（一）”由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教授主持

温儒敏：理想主义者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发言

钱理群的研究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这是时代的产物，即想从周氏兄弟研究中发现自我和五四的价值。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五四是一个很神圣的标杆，我们这代人梦想返回到五四就可以通向开放、民主、健康的未来，他没有超越所处的时代。很多时代的大问题，他都力图从知识分子思想的层面给予解释，并由此形成了喜欢抓大问题、考察命运和道路、把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看作时代潮动的标志的研究格局。他做知识分子精神现象研究不追求价值中立，而是追求对现实的观照。随着研究的进展，格局变大，批判性也越来越强。作为学者他坚持自己的研究惯性，痴迷于对知识分子现象的分析，相信由此能抵达历史的深处。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广大的现实关怀，对流俗的东西本能的反感，对民间的处境则格外同情。他天真，但是难得的天真，相信思想的价值和作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是非常可爱又可贵的。老钱是一介文人，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是清楚的，即自由的思想者，建设的批判者。他的思维深度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积淀，相信历史的规律，相信有某种完善的制度，始终怀有社会改革的理想。他深受鲁迅的影响，欣赏鲁迅的反骨，但不存在鲁迅的悲观绝望。他是理想主义者，真实坦诚，峻急易怒，他喜欢用拷问，不断从研究中延伸重要问题，要读者引火烧身。他不是单单从现代文学角度所能评价得了的，他的学术影响超越了所属学科，达到了更宽阔的世界。

黄子平：人文主义知识分子钱理群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黄子平发言

突然一天老钱召集平原和我，要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在看来这个概念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很理想，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现在看来这些框架都已经远远过时了，里面也是漏洞百出。但从这个概念的诞生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无限交谈。有人写过老钱的灯光，也是这种无限交谈的体现。老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代表了学科的品格。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学科都是危机的产物，而在危机之中老钱是一种承担的象征，或者更文雅的说叫风骨。他自命为文学史家，但有时候又不甘心，要越出去，借用鲁迅的说法，做“学者/精神界的战士”，斜杠前面保护斜杠后面。用更温和的说法可以把老钱叫作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他经常不是作为专家写作，而是业余写作，而业余写作恰恰体现出最深刻的关怀。

王晓明：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与钱理群的意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晓明发言

无论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内部还是在学科外部，老钱都已经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标志。在学科外部，老钱是知识分子的标志。这些年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一面有所衰落，但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好多人说老钱是思想性的标志。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是高度思想性政治性的，老钱的思想性的标志意义其实并不是非常醒目，但在2000年代后，学科的思想性、对社会的影响力持续衰退，在这种情况下老钱的思想意义就显现出来。他紧紧盯住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把这个问题当作理解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参照。研究要盯住大问题，在七十年代末期曾经是学科的常识，也是不只一代学人的共识，但到了现在，在大学文科范围内的很多学科领域里，直面大问题的意愿是非常萎靡的。不直面大问题，不但对社会有消极意义，对学者自身也会带来困扰：为什么要做这个职业，学科的意义究竟何在？这也是我们向老钱表达敬意的原因，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人的意义这两个问题给出了一以贯之、清楚有力的回答。

何锡章：世纪之交中国最后一位堂吉诃德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锡章发言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传统，中国意识与人类精神、现代启蒙思想、批判立场、理想社会与人性的追求，这些关键词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共有的特征。这种特征是经由老钱这一辈人的共同努力而真正形成的，老钱是重要的实践者、推动者。但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学科在思想性和与时代的对话能力上有所退化，而非常宝贵的是钱老师始终坚守并光大这个学术传统，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我曾说他是世纪之交中国最后一位堂吉诃德。钱老师的学术研究还有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情感的介入。学术是理性的科学性的活动，但人文学术还需要充沛的情感介入，这不是纯粹的情感的宣泄，而是感性与理性结合形成的一种动人的张力结构。如果说王富仁是用冷静的理性隐化了文字中的情感，那么钱老师就是将充沛的生命激情都贯注在学术研究中。钱老师的学术思想里有丰富的痛苦，只不过他以一种更乐观的生命的大意志，克服了这样一种内在的痛苦。

商金林：把写作当作信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商金林发言

初见面，钱老师是和蔼可亲，朝气蓬勃的一个人。作为同事和领导，他富有亲和力、凝聚力，跟他在一起，就会感到平等、亲近、心安，即使不交流，也感到心是相通的，这是因为他一方面充满爱心，另一方面思想通达。我们教研室很团结，和谐多元发展，和钱老师的引导密不可分。钱老师名气很大，青年们把他称作亲切的导师，因为他总把学生当朋友，看学生多看优点，耐心地启发、诱导。可是实际上，在启发鼓励之外，他也有严格要求和批评的面向，只是我们不知道。钱老师对不和谐的声音总是一笑了之，他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把写作当作信仰，在其中融入了热情的人格与理想。钱老师的境界是只有羡慕，却学不来的。我一直把勤奋、敬业的钱老师视作我的榜样。

魏建：从精神史角度走进作家心灵的学术范式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建发言

我从中国古代的“三不朽”标准来谈谈钱理群先生的学术影响。立德方面，学者的立德是以学术方式来实现的，体现在学术和教育的具体工作中。一篇论文全部讲真话不难，一个人一辈子每篇文章每句都讲真话就是难得的大德，教课亦是如此。面对弱小者，他永远关心、帮助他们。面对重重困难，他宁愿自己背包袱，做历史的殉道者。他有忧患苍生的大情怀，大慈悲，博大的利他主义。立功方面，钱先生不是一般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晚清以来对各种理想主义否定之否定的新理想主义者。他编著各种鲁迅研究著作，让更多人与鲁迅相遇。他为青少年编读本，这是多数大学者不屑做的小事。他做事不屈不挠，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这过程中却做成了很多事。立言方面，他写了一百部著作，三千多万字。我最看好的是他探索出来的一种学术范式，即从知识分子精神史角度走进作家心灵，进行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论。这一范式包含着永恒的生存主题和文学主题，能把困境中的现代文学研究引向更有生机的大格局和大境界。

朱伟华：专业性的，而非职业性的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伟华发言

我想谈谈钱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几个印象。第一是他的学术命题的重大性和开创性。第二是长期坚持和深耕细作，老师的所有课题都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他总是不断拓展出非常多的奇思妙想，让学生叹为观止。第三是他的生命体验和对当下的关怀，老师是专业性的，但不是职业性的，当学者或当老师都真正是他的生活方式。第四是他特别善于做理论概括，可以从一个看似普通的人身上概括出深刻的理论和抽象的意义。第五是他永远有充沛的激情，他的生命力是不竭的，当他讲课、写文章的时候，他整个生命都在燃烧，使他的文章别具感染力。最后一点是他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对自己的研究结合到一起，他每年都会写一些记录，记录时代也记录自己，他继承了鲁迅解剖自己的传统，在写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在写自己。

解志熙：钱理群的虚怀若谷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发言

我在1986年进入北大学习的时候，钱理群先生研究鲁迅的《心灵的探寻》刚出来，他送了我一本，我认为这本书是真正把鲁迅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关键著作。钱先生不像以往的鲁迅研究那样把前后期鲁迅光滑地连接起来，而是对鲁迅的种种矛盾进行条分缕析的深入解析，让我们进入了鲁迅的思想深处。但我认为钱先生囿于心灵辩证法的观念，仍然把有些矛盾强行统一起来，我在评论文章里对此有所批评。对此，钱先生虚心地接受了。后来钱先生的周作人研究出版，带动一些不好的风气，我于是写文章严厉批评，虽然没直接提及钱先生，但也有所涉及，此后，我与钱先生慢慢有所疏远。但在我调回北京后，有一次开会，住宿正好紧挨钱先生，钱先生一下车就来找我，我们就把话说开了。钱先生总是宽容厚道，虚怀若谷，这使他学术能够不断进步。

钱理群著《心灵的探寻》

四

“主题研讨（二）”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萨支山研究员主持

王中忱：钱理群的写作方式——个人独立写作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解志熙发言

个人的独立写作，是钱老师写作的基本方式。近几十年来，人文学首先是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的压力和影响，其次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项目规划的影响，项目的大小越来越成为评价的标准。在这样的语境下，人文学者如果还能坚持以个人独立写作为主，是十分难得的。这不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姿态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一个学科如何保持自己的特点的问题。我想，像钱老师这样写作是不会被取代的，他的写作永远会启发和激励我们。

高远东：七成费希特加两成尼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发言

如果把八十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类比成德国古典哲学的情况，从性情的接近来看，钱老师相当于百分之七十的费希特，再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尼采，再加上百分之十的其他人。贺麟把黑格尔看成是一个散文型哲学家的代表，把康德看成是一个诗性哲学家的代表，而费希特是个戏剧型哲学家的代表。我觉得这种戏剧性的特质，最接近我所理解的钱老师的学术品格。钱老师关注鲁迅、周作人、曹禺、沈从文，还有胡风、路翎，他对这些作家灵魂性、精神性的看重，都有戏剧性的特质，都是主角型的人物和事件，身处时代主流，钱老师在研究中与其搏斗，形成相互连带、相互扭结的特殊关系。

薛毅：始终面向青年的写作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薛毅发言

钱老师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对于读者群体——“青年”的明确自觉。他也始终面向青年写作，有一种强烈的同青年交流的欲望，并非单向的启蒙。

钱老师面对青年也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注重交流，第二是不设门槛，第三是不设防。因为对青年不设防，所以才会被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冲击。

钱老师创作的第二个特点是，“人”大于“学术”本身，他的思想没办法和本人分离。

第三个特点，钱老师在《心灵的探寻》里写到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发展史的重要课题，我发现钱老师的所有写作、所有思想都可以归结到这个主题之下，具有延续性。

杨联芬：立人的宗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发言

钱老师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都围绕一个宗旨，就是立人，这是五四精神在他以及他同时代人身上的延续，也是他一生研究鲁迅所关注的核心价值。我们很容易在钱老师的学术文章，他的知识分子研究，他的随笔和演讲当中，触摸到他独立的人格和富于内省的心灵。他经常说他的研究实际上是自赎自救。这样一种富于内省的姿态，核心的关切就是怎样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获得解放的人。同时，他将现代的人的观念，基于自由、平等和博爱而建立起来的独立精神，贯穿于他的学术思考、教育教学和对公共事务的发言当中。

他经常说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往往就是止于想、怯于做，成了白日梦。钱老师的可贵正是，他把大的关怀、大问题的思考，落实到具体而微的实践当中，体现为知行合一，传承了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传统。钱老师所做的这些点点滴滴，体现的都是鲁迅先生推崇的韧性的战斗，锲而不舍，并不容易，每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心血。

李怡：活中国的姿态

2017年5月，在送别王富仁老师之后的两天，钱理群先生写下了《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在这里，一个“活”字特别引人注目。对于逝者，活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对于人生，活则可能是一种理想的坚持和信念的执着，一种对自身原则的坚守。内山完造说中国文化有两种，一种曰文章文化，另一种曰生活文化。钱理群的学术思想追求，也是在努力揭示历史的真相，着力于事实和生命现实的深切把握。他的文学史写作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命题，他对基础语文教育的长时间的执着关注，乃至对第二故乡贵州地方文化的梳理和挖掘，都一再为我们刻绘、塑造着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之所以赞赏内山完造描述中国的方法，就是因为来自异国他乡的内山不曾为中国文章文化这个他者所束缚，转而从具体的生活体验，从活的中国出发，总结自己的观感。钱理群甚至将自己的思想探索与学术选择也当作了活中国姿态的一部分。他像勘探外部世界的秘密一样面对自己的内心，像对鲁迅心灵的探索一样的直面自己的精神世界，拷问文学史的存在，同时也在拷问自己的灵魂（李怡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邵燕君：日更两千字的“网络作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发言

我记得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问钱老师，我说您觉得鲁迅要在今天，会是网络文学作家吗？钱老师给了我十分肯定的答复，他说鲁迅要在今天一定会是网络文学作家。我觉得钱老师也可以算作网络作家。我给钱老师算过，如果在他四十几岁研究生的时候开始发表算起的话，他平均的速度是日更两千字，这个速度绝对是现在网文职业作家的速度。

这是一种写作的状态，它跟才华有关，跟这个人的写作状态和生命状态有关。我思考这件事很多年了，因为我也很想像钱老师写得那么快，但是怎样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欲望写作”。在钱老师在这里，责任感、强烈的使命感和焦灼感，本身就是写作欲望。

现在我又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来理解，就是“本能写作”，这个词也是网络文学研究的一个词。“本能”并不是说是那种低层的欲望本能，它指的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放飞自我的、从心所欲的、不顾一切规范的写作。我记得钱老师有一次特别得意地跟我说：“我现在写作什么都不管，连学术规范都不管了，我怎么想就怎么写。”这些年钱老师一直在一种本能的状态下非常自由地写作，而且得到了特别及时的回馈。他好像在一个书面印刷文明的时代，实践着一种口头文明，或者说网络时代的即时互动对话的写作方式。

汪卫东：钱理群学术的四大板块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卫东发言

钱老师的学术有四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就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钱老师的文学史研究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变革，并且一直在自觉地探讨文学史编写的新的可能性。第二个板块是对周氏兄弟以及其他作家个体的研究。鲁迅是钱老师精神的依托。钱老师不是从以前的研究范式出发来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而是通过与鲁迅的对话，来取得与研究对象有机的联系。第三版块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不仅仅是一家一人的思想史，而且证明着钱老师就是一个精神的存在。第四版块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钱老师最早的两个研究对象——鲁迅和毛泽东，也是他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对象，文学是他切入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方式。四大板块构成钱老师的学术版图，而独特的学术个性，让钱老师形成了自己的气象。

五

“主题研讨（三）”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主持

姜涛：钱理群的四十年代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发言

我想谈我自己从钱老师研究受益最多、钱老师自己也情有独钟的一个板块——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从九十年代开设的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课开始，钱老师就比较关注沈从文、废名、萧红、汪曾祺等在文字上比较有实验性、突破性的作家的个案。

如何看待战争情境中人的问题？在钱老师这里，人并不是抽象笼统的，而是有特殊规定和历史意涵的。他非常强调要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换句话说，钱老师关注的人实际上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处境或困境当中，而且与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化保持某种复杂的关系的知识分子个体。

在一些更具有社会感的层次上，钱老师提到的有关知识分子流亡归宿的精神结构问题直到今天还在讨论。在钱老师这里，“真的知识阶级”的含义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站在体制之外，保持一个批判者的姿态，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浅白的层次。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真的知识阶级应该是眼光向下的，应该是重视小事、重视时事的，应该关注脚下的泥土的。所以钱老师后来做的很多具体工作，都是真的知识阶级的一个非常重要展开的面向。而且这个面向其实也曲折地投射到了钱老师四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当中，所以钱老师的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一直在展开、推进。

孙晓忠：钱理群与“历史的中间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发言

“历史的中间物”是钱老师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的关键词，也是《我的精神自传》的第一节标题。钱老师和鲁迅一样，使用这一概念，也就是痛苦地意识到自身与旧世界割不断的联系，也愿意用这一身份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的世界。苦难记忆和个人遭遇造成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迷雾，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却又是那么“让我着迷”（钱理群语）。由于意识到这一代人因袭的先天不足，钱老师总有一种要弥补被耽误的紧迫感，因此，“赶快做，赶紧写”仿佛成为一生的绝对命令。《丰富的痛苦》的写作语境就是九十年代初期世界的巨变。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着重大挫败，如何既同情理解，又正视后果，成为他一贯的观察历史的辩证法。“历史中间物”既是他对自身和旧世界的关系论断，也作为他学术研究和观察世界的立场方法。在寻找真正的知识阶级的路途中，“中间物”意识带来自我否定精神，将自我反思逼到极致。对自身每个学术阶段的怀疑，对听众的掌声的警惕，这就使得他在对民族、国家、大众、他人以及人类世界、宇宙有大关怀的同时，又对绝对化的“黄金世界”抱有鲁迅式的不乐意。

程凯：“把自己作为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凯发言

最近几年我和一些朋友因为尝试着进入五十到七十年代研究，所以对第三代学人的成长史有了更加历史化的认识。很多新时期的弄潮儿，其实都有一段曲折复杂的精神前史。在这一代学人之中，钱老师对此有着很深的体验和自觉，并将其转化成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钱老师的文学史研究是偏于现代的，但是他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其实是当代史，尤其是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历史。钱老师的众多著作都是在疏解一部“有我”的中国当代史。钱老师自认是精神意义上的五四之子，但从个人的成长经历看，他同样、甚至更是毛泽东时代之子。钱老师身上那种勃勃生机、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乐观而有韧性的践行意志，包括启蒙责任与自我质疑间的矛盾徘徊，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的烙印。

对钱老师而言，当代史是一个需要与之搏斗的历史，因为要拒绝遗忘，也要拒绝抽象，拒绝简单否定和不明就理的批判。要写出这一代人真实的生命史和成长史，不能只靠记忆和故事。钱老师的一系列当代史研究，以及赵园老师的《非常年代》，都力图跳出个人的经验，直面整体而错综的当代史状况，试图勾勒出整个时代的历史和精神面貌。

现在的青年人中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钱老师这代学人才真正做到了“把自己作为方法”。他的社会角色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是很类似的，并不只是一个文学信徒，从事着单一的文学创作或研究工作，他更是一个把触角不断向社会文化实践延伸的活动家，并试图将多方面的工作实践互相融会沟通，使之彼此支撑。

李蔚超：钱理群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李蔚超发言

我今天从一个相对游离的在场者的位置来谈谈钱老师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关系。从浴洋发给我的编后记以及1985到2002年期间的《丛刊》所呈现的风格看，钱老师做主编是典型的学人办刊，展现出一种强烈的学人使命感。我可以感受到他很明晰地把自己当作现代文学研究界责无旁贷的引领者、学术传统的传承者和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因为有钱老师这样的英才的出现，现代文学形成了一个很有包容性、收缩性、弹性的知识空间和艺术空间，现代文学研究从而在八十年代成为显学。钱老师一直在追赶时间、标记时间、截断时间，同时也在战胜时间。在年轻一代人已经失去战胜时间的勇气和决心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榜样。

李国华：作为行动的杂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国华发言

我自己最早接触钱老师并不是他的学术研究著作，而是他写作的杂文，今天我想重点谈的也是在看钱老师的鲁迅杂文研究时候的一些想法。钱老师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鲁迅杂文》，在文章里给鲁迅杂文下了一个定义性质的说法：一个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在不自由的环境下自由地写作，这就是鲁迅的杂文。从这里出发，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鲁迅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这就涉及到钱老师对于真的知识阶级的理解，以及鲁迅和爱罗先珂及左翼、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第二点是自由写作是什么意义上的自由，这可能是指他的政治意志与情感意志是在自由的状态，也可能是把鲁迅在写杂文时候的文体的和精神的状态理解为自由的状态。第三点是钱老师提到鲁迅在当下语境里是否会是网红，钱老师的答案是肯定的，鲁迅在具体的时代中会非常好地把握或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而与时代发生关联。钱老师这几年对于杂文的理解有所变化，他曾经关心杂文与文学在文类上的关系，而这几年他似乎更看重杂文作为一种行动，在介入具体的历史社会事件及表达自我的时候的自由与独立。

李浴洋：行动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发言

钱老师曾在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中巨细无遗地罗列了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如何不遗余力地做事。在钱老师看来，实践是鲁迅的一种生命存在的形态，实践的向度内在于鲁迅之为鲁迅。在钱老师的鲁迅研究中，他特别注意把鲁迅的经验转化成当代实践的资源。他概括，鲁迅精神有三个要点，一是硬骨头精神，二是韧性精神，三是泥土精神。与关注鲁迅类似，我们关注钱老师也不能只看他治学的一面，实践同样是其中的关键，甚至是他思想的核心特征。他把鲁迅的毕生追求概括为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造，而他无疑正是自觉接着鲁迅往下做。钱老师做事有四个特点，一是坚持民间立场，二是主张韧性精神，三是把想大问题与做小事情结合起来，四是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与做出自觉的理论总结。我想强调的是第四点，无论是对于民间思想史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还是志愿者运动、地方文化建设，钱老师都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尤其是对于志愿者文化和养老学的研究，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本土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在实践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参与人类现代文明建设的中国坐标。

“圆桌讨论”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主任吴晓东教授主持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范智红、叶彤、谢茂松、姚丹、王家平、王家康、赵璕、张海波、谢保杰、李世文、黄维政和付丹宁等嘉宾参与了讨论，先后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以及同钱理群先生的交往经历，分享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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